岗珍，藏族青年导演、编剧，西藏拉萨人。本科时期，开始从事纪录片、摄影创作，曾经拍摄西藏第一支摇滚乐队纪录片《天杵》。硕士研究生时期，开始学习电影学，每年寒暑假在拉萨进行短片创作，拍摄短片《红水桶与钥匙》《索菲与曲珍的电视节目》《林卡，林卡！》等。
岗珍生活照。
作品《亚吉查姆》获得第十六届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剧情短片第一荣誉，并入围多个电影节；制作中的电影长片《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FIRST青年影展创投并获支持；短片《甜茶馆女孩》入围山一女导演短片扶植计划5强；2022年参与《日光之城》编剧。
在拉萨老城区甜茶馆氤氲的酥油香气中，岗珍的镜头记录下孩童奔跑时扬起的尘埃，那些飘散在夏日阳光里的细小微粒，恰似这位藏族青年导演创作图谱中闪烁的灵光。
从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创作专业毕业的岗珍，带着《亚吉查姆》入围贾家庄短片周、ISFVF国际学生影展等十余个国内外影展，更以“开始单元”青年影像周创办者之一的身份，在雪域高原搭建起连通世界的影像桥梁。当我们翻开她的创作手记，看见的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一代藏族青年的文化自觉与艺术突围。
叙事启蒙的源头
岗珍的创作DNA里，镌刻着父亲为她讲故事的剪影。“父亲怀抱幼儿时期的我讲述民间传说，这也算是一种‘记忆移植’。”岗珍笑着追溯叙事启蒙的源头。小学毕业时收到的四卷本西藏民间故事集，封皮被无数同窗翻阅得卷起毛边，内页密布着神灵鬼怪与世俗烟火交织的笔迹。这些集体记忆的文学载体，悄然孕育出她对“讲故事”的原始渴望。
这些记忆在离乡求学的岁月里发酵成更为复杂的文化情结。12岁的岗珍来到广东求学，经历了多数同龄人共有的“文化候鸟”状态：每年短暂的拉萨夏日，既要消化汉语教育体系的思维模式，又要在故土寻找身份认同的锚点。“我们这代人像钟摆，在两种文化时区里震荡。《亚吉查姆》英文名取作‘Short Summer in Lhasa’，正是这种时空错位的隐喻。”
岗珍和摄影师扎西南加在贾樟柯短片周。
从摇滚纪录片到新浪潮实验
2018年冬天，还在读研的岗珍扛着摄像机走进天杵乐队排练室。这部记录西藏首支摇滚乐队沉浮的纪录片，在首届“开始单元”展映时引发激烈讨论。“当时技术粗糙得让我脸红，但老乐迷说在镜头里看见了90年代拉萨的文化躁动。”这场“不完美”的影像实践，却让她触摸到纪实美学的力量——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三年后，她的毕业作品《亚吉查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影像哲学。改编自童年偷窃经历的25分钟短片，用固定镜头凝视着两个拉萨女孩的夏日秘密。当非职业演员在镜头前自然流动，菜市场的喧嚣与父亲沉默的侧影，构建出塔可夫斯基式的“雕刻时光”质感。“我让演员在情境设定中自由生长，就像小时候听父亲讲故事时，那些在想象中自己填色的留白。”
在喜德林大院重构影像语法
2018年创办“开始单元”青年影像周时，岗珍和搭档丹增卓嘎面对的不仅是资金匮乏的困境。“很多人觉得在拉萨做影展是行为艺术。”她们将首届开幕场地选在硬牛电影主题空间，放映万玛才旦的《草原》时，银幕上的牧羊少年与台下抽旱烟的老阿爸形成奇妙互文。到第三届影像周，放映现场已蔓延至古城区甜茶馆，牧民、朝圣者与影评人共处一室讨论镜头语言。
“我们不是在建造艺术神殿，而是让影像回归生活现场。”这种理念在《亚吉查姆》的露天放映中得到延续：当影片中的桑吉在八廓街奔跑，银幕外的观众能听见同样方位的犬吠。这种打破“第四面墙”的沉浸体验，暗合着小津安二郎的低机位美学校准——让影像空间与现实地理产生量子纠缠。
岗珍（左三）与摄制组工作人员一同探讨剧本。
未完成的身份拼图
问及未来计划，岗珍望向窗外拉萨老城区说，她筹备的长片项目《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已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及FIRST青年影展创投，这部作品讲述了拉萨女孩桑吉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故事。“我希望可以通过桑吉的视角，拍摄她的三段夏天，呈现拉萨这座城市的空间，以及我们的成长经历。”她摩挲着随身携带的旧式DV机，那是拍摄《亚吉查姆》时父亲赠予的“时光容器”。
当年在《亚吉查姆》中出演桑吉的次吉美朵如今已升入初中，某次展映后她拉着岗珍追问：“导演姐姐，我长高了三厘米，还能演续集吗？”她期盼的眼神让岗珍更加坚定了“在地创作”的意义——当镜头成为连接代际的记忆纽带，电影便完成了从个人表达向文化传承的跨越。
《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拍摄现场。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暮色中的布达拉宫广场，岗珍将父亲送给她的西藏民间故事集轻轻放进行囊。属于她的“亚吉查姆”才刚刚开始——在传统叙事与当代影像的交界处，在游离与回归的永恒张力中，一场关于文化根脉的影像考古正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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