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由陈佩斯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戏台》与全国观众见面了。《戏台》原来是一部话剧，从舞台走到大银幕，跨越了十年，可以说是陈佩斯的心血之作。一部作品可以演十年，这正是当下人们所乐道的“长期主义”。而在陈佩斯看来，这个时髦的词汇，其实就是老艺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戏比天大”。喜剧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一份热爱，更是一种信仰。它生长在厚重的文化里，不仅要逗乐观众，更要讲一个对人有意义、对社会有意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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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创作就认一个死理儿：戏是磨出来的”
记者：从话剧《戏台》到电影《戏台》，作品走过了十年，为什么选择把这部作品搬上大银幕？十年来，从舞台到大银幕，《戏台》经历了哪些变化？
陈佩斯：其实这十年，不是我们刻意在等，而是《戏台》一直在演出、在成长。话剧刚立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结尾的文学架构还不够结实，喜剧的“扣子”还能再拧紧一点。所以这些年一直在调整，直到电影剧本阶段，终于把真霸王金啸天的戏份改得更精彩——原来他一直昏到结尾，现在让他提前醒过来，和假霸王在台上相遇。这样一来，喜剧冲突更强了，戏班、大帅、店铺伙计几方的矛盾全挤在一块儿，怎么收场？谁上谁下？观众看着更揪心。
更重要的是，真霸王在台上听见大帅侮辱戏班的人，心里憋着火，最后愣是一字不改，按老规矩演。这一改，戏的立意就起来了——不光是逗乐，更是对艺术尊严的坚持。所以啊，十年磨的不光是故事，还有我们对这个戏的理解。电影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舞台没法呈现的东西，真正做扎实了。
记者：最初创作话剧《戏台》的初衷是什么？希望通过它传递给观众的是什么？
陈佩斯：说实话，当初创作《戏台》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大道理，就是单纯想做一个扎实的喜剧。京剧戏班这个背景，就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乱世里头，一群人在台上台下折腾，本身就够荒诞的。那时候真没刻意想着要“传递”什么，就是觉得这种类型的喜剧这几年太少了，想写个有意思的本子。
但演着演着，观众自己就看出来了：戏里大帅仗势欺人，台上演的是《霸王别姬》，台下活的是荒唐事儿，讽刺的劲儿自然就出来了。现在回头看，可能好的喜剧就是这样——你先得把故事写圆乎了，把人写活了，那些对那个时代的观察和隐喻，不用你说，观众自己就品出来了。
记者：一部话剧演十年，观众源源不断，作品持续保持给观众带来惊喜，非常不易。这样的效果是如何实现的？在创作之初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吗？作品是如何一直保持“青春”的？
陈佩斯：说实话，十年前刚排这戏的时候，哪敢想能演这么久啊！当时就想把本子磨扎实，把人物演活泛。也感恩观众这么捧场，一演就是十年，现在还有机会通过大银幕把这台戏带到更远的地方带给更多人。一部作品本身也是有生命的，每次演出都当第一次演，每次演出都往戏里带点新琢磨，不是一味讨好观众，更不能闭门造车，在剧场里跟观众一点点磨出来的。观众这地方没笑，回去就得琢磨；这地方效果好，想想节奏还能怎么更好。戏要常青，就得像以前的老艺人说的“带活气儿”。既要守住根本，又要懂得让戏“呼吸”。
记者：近来，“长期主义”是一个热门的词汇，它体现了创作者对艺术的坚守和精益求精，您是怎么理解这种表述的？您认为这个词也可以用在您的创作中吗？您在创作方面有什么一以贯之、没有改变过的观念和执着吗？这种观念和执着如何体现在您的创作中？
陈佩斯：这听起来是新词，可其实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干的。您看那些老戏班子，都是一代代人在死磕。搞创作就认一个死理儿：戏是磨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也得有这股子轴劲儿，为了一句台词能磨半宿，为了电影里一个不起眼的道具或者台词的气口较真，可能观众不会注意到，但我们自己心里得门儿清。要说最执着的，就是永远把观众当明白人，别想糊弄观众。现在流行说“长期主义”，其实就是老艺人们常挂嘴边的“戏比天大”。不管潮流怎么变，该守的规矩一寸都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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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喜剧一定是讲对人有用、对社会有意义的故事
记者：《戏台》展现了一个乱世里发生的荒唐故事，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讽刺，可以说是近年来讽刺喜剧的佳作，在您看来，喜剧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介入现实生活？
陈佩斯：其实喜剧没必要给自己设限。它可以用任何角色、任何方式来介入生活，关键是要能抓住时代的脉搏，让观众产生共鸣。对我来说，喜剧的功能中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笑声——我得先完成对观众的承诺：这是个能让人开怀大笑的作品。
当然，这恰恰也是最难的地方。喜剧比其他类型都难做，因为它既要逗乐，又得在笑声里藏着点东西。但我不是为了表达思想才去做喜剧的，而是先把喜剧这道题做好——把故事写精彩，让人物立得住，让观众笑得痛快。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还能让观众笑完之后咂摸出点滋味，思考点东西，那就是额外的收获了。
说到底，好的喜剧一定是讲对人有用、对社会有意义的故事。但这个意义不是硬塞给观众的，而是藏在那些荒诞的情节里，藏在角色的困境里，等观众自己发现，这才是我心目中喜剧该有的样子。
记者：在喜剧创作中，要创作出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的作品非常难。喜剧怎样才能拥有思想的厚度？怎样实现这两点的有机结合？
陈佩斯：做喜剧这个厚度从哪来？得往文化的根上找。我们戏里有很多细节——为什么戏箱不能随便坐？一个戏箱，装着几千年的讲究，都是带着信仰的。我们拍的时候，光考据这些细节就花了大力气。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喜剧冲突得从文化土壤里长出来。
包括电影里五庆班对戏的坚持，也是几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傲骨。戏曲行当供奉的一个祖师爷叫雷海青，是唐代弹琵琶的乐师。安史之乱，安禄山攻陷长安，他被抓去要求唱戏庆祝。雷海青把琵琶摔了说“我不给你唱”，当即就被斩于戏马殿。这就是宁愿掉脑袋也不肯低头，这就是对戏的信仰，我们这个电影里也能看出来，一些角色展现了这种信仰的传承。喜剧的厚重感就像老戏箱一样，观众先被外头的滑稽逗乐，打开来才发现里头装着文明的魂魄。
记者：《戏台》里最终彰显的是艺术家对传统、对艺术的尊重和坚守。这种尊重和坚守，是否也是您对艺术的态度？
陈佩斯：对，就像我上面说的，一身傲骨的老前辈都给我们打了样儿了，他守的不是什么死规矩，守的是演员的骨气。我们起码要尊重自己所做的这件事儿，这个舞台。只有尊重了，有了敬畏心才能做好，才能更好地传承。艺术就是可以创新，可以突破，但根儿不能丢。就像种树，你修剪枝叶可以，但把根刨了，树就活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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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戏演、有观众等你，就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电影、电视、舞台，您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喜剧，喜剧创作对您来说是一种热爱吗？您怎么理解喜剧的终极意义和价值？
陈佩斯：刚开始确实是热爱。年轻时候就觉得能把人逗乐特别有成就感。但干着干着就发现，喜剧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它背后连着的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气儿。史记里写的优孟衣冠都是2000年前的喜剧演员了，他们在那么早的中华文明史上就是创造笑声的人，中国戏曲艺术的源头所在，从那时起喜剧就作为大家一个可以做精神寄托的地方。现在的喜剧也一样，说到底是在传承一种活法儿。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文明，而且这个文明不是具体对一个人信仰，而是对于我们这个精神家园的信仰。
记者：您是从2001年开始回归舞台的，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观众是否还能接受自己？支撑您坚持创作和演出下去的动力是什么？舞台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佩斯：心里肯定想过离开这么多年，观众还记得陈佩斯是谁吗？但只要踏上舞台，灯光亮起来，熟悉感和踏实感就回来了。其实最怕的不是观众不接受，是怕自己对不起这方舞台。我们站在戏台上能看清每个观众的表情。观众乐了笑了心里就有底，这个皱眉了，那个打哈欠了，这戏就得再想想怎么改。舞台就是你给它付出真心，它就还你精气神。既承载我们演员的命，也勾起观众的魂儿。只要还有观众看，我就会一直演，有戏演、有观众等你，就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从电影到电视，从电视到舞台，再从舞台回归电影，您尝试过了多种类型的艺术形式。对您来说，哪种形式是您最喜爱的？这些艺术形式分别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陈佩斯：艺术形式就像唱戏的行当，生旦净末丑，各有各的味儿。最早拍电影用的是胶片，成本金贵，不能轻易出错，压力其实挺大的，这种压力倒也逼着自己在镜头前更留神些，把每处细节再磨得细些、稳些。电视这个载体又能把你的表演带去千家万户，通过电视又让更多中国观众认识和了解了喜剧这个形式。在话剧舞台又是实时性，台下坐着千把观众，你抖个包袱，笑声立马砸脸上，这种即时反应很过瘾。舞台上没有叫停重来，演员的一滴汗、观众的一声叹，都是活生生的。在戏台上一次次打磨，把一句台词的气口、一个转身的节奏磨到分毫不差，这种雕琢的创作又是另一种体验。这次把《戏台》拍成电影，算是融合了各种艺术形式的特色和优势，把这几十年攒的能耐全用上了。话剧的筋骨，舞台的现挂，电影的镜头语言。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里头得装着真东西。
记者：对您来说，这部电影是否意味着又一次新的探索和出征的开始？对于未来的艺术生命，您有什么样的规划？
陈佩斯：我对各种新事物都始终抱着开放的态度。年轻人的脱口秀我也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看起来很即兴，背后还藏着很多创作过程，是非常精致的创作形式。短视频我也用，因为可以跟更多观众沟通往来，把大家的距离缩短拉近了。创作活动本身是件老事，是一个最传统的、最古老的艺术形式，所有的新兴渠道都能成为创作载体，我都愿意主动了解，觉得有意思的都会尝试。
作者：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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