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K-Pop再次席卷全球。

截至8月底，《K-Pop猎魔女团》成为Netflix有史以来观看次数最多的动画，电影中虚构的女子组合HUNTR/X的歌曲《Golden》一度登上Billboard Hot 100榜首；与此同时，BTS也将在9月24号开启movie weeks，在全球范围内同步上映四部演唱会电影。

从十余年前延续至今，K-Pop在全球的主流媒介与文化消费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K-Pop不再只是单一的流行文化符号，而成为文化产业全球化的样本。它证明了流行音乐在文化出海、国际传播与产业再生产上的巨大潜能：既能突破语言壁垒进入主流消费场景，也能在全球市场实现长期的商业运营与价值循环。

2025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大会期间，我们对韩国首家独立音乐艺人及厂牌服务机构DFSB Kollective 创始人Bernie Cho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深入专访，试图从产业视角解读“K-Pop如何成为全球化现象”，并进一步探讨，从K-Pop到C-Pop，中国音乐产业还有哪些可为？

K-Pop的核心绝非偶像，而是产业体系

“我是拿着K-Pop后台通行证的人。”Bernie Cho如此调侃。

作为DFSB Kollective的创始人，他在行业中深耕20年，就像在K-Pop的后台，零距离见证了K-Pop的整个全球化进程。从把第一首K-Pop歌曲推上iTunes，到操盘美国首个全部售罄的K-Pop巡演，Bernie和他的团队在幕后参与了无数关键时刻。

也是在这20年间，K-Pop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从亚洲潮流逐步走向全球文化的核心。2002年，BoA凭借《Listen to My Heart》成为首位登顶日本Oricon专辑榜的韩国艺人；2009 年，Wonder Girls的《Nobody》将K-Pop打入Billboard Hot 100；2012年，PSY的《江南 Style》在YouTube上创作了全球级点击奇迹。

如果说上个十年的K-Pop依赖的是偶像效应，那么这个十年K-Pop依赖的偶像背后产业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

进入2010年代，K-Pop的市场规模出现了飞跃式扩张。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KCTI）的报告显示，2023 年 K-Pop 海外销售额首次突破1万亿韩元，达到1.24万亿韩元（约8.93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对于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KCTI将其归因为市场多元化、国际推广常态化与新艺人崛起。这与Bernie的观察高度契合，在专访中，他向我们阐释了背后更为深刻的运作模式。

海外往往将 K-Pop 简化为“青少年偶像舞曲”，但在Bernie看来，实际上，韩国音乐生态远比想象中复杂：“韩国音乐圈有大量风格多样、充满活力的音乐人，涵盖舞曲、嘻哈、R&B、摇滚、电子等各种流派。”

他强调，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带动多元化的市场：不同类型的艺人和厂牌面对各自的受众群体形成细分市场，DSP平台、演唱会、周边产品和海外发行渠道则构建了横向交织的产业网络。

这种多元性能够持续扩散，依赖的是一整套“全栈式商业模式”。

Bernie将顶尖K-Pop公司称为“音乐公司”，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唱片公司或经纪公司。在他看来，头部企业HYBE、SM、JYP、YG更像是“全栈式”组织：从练习生培训、音乐制作，到市场营销、粉丝运营，再到演唱会和衍生产业，所有环节都由同一家公司协调。这种模式让它们不仅能快速推新人、放大内容，还能在市场波动时灵活调整方向。

“这种模式创造了惊人的营收规模。”Bernie 直言，“HYBE、SM、JYP、YG 每年的营收总额，都超过了从东南亚到西北欧整个区域音乐市场的体量。”

与此同时，DSP（Digital Streaming Platform，即数字音乐流媒体平台）则成为推动新艺人崛起的另一支力量。与中国类似，韩国的DSP为独立音乐人构建了一条“端到端”的价值链。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Bernie提到，在韩国，本土音乐在DSP平台上的份额高达 95%以上，而国际音乐的市场份额则普遍低于5%-。这意味着，本土音乐在亚洲音乐市场可以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当然，在中国，本土原创音乐还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

换句话说，K-Pop 的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爆款故事，而是一套制度化产业设计与本土创新共同驱动的结果。在这套体系下，新艺人源源不断涌现，独立音乐市场蓬勃发展，DSP 与娱乐公司形成合力，从而让K-Pop的全球影响力有了可持续的“源头活水”。

从政策支持到商业模式，“用10到20年，来一夜成名”

K-Pop的崛起，让韩国音乐产业一时间成为全球企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的观察焦点。身处其中，Bernie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在他看来，K-Pop的成功，看似是一场“革命”，实际上是用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精心打磨出的“一夜成名”。

这股席卷全球的热潮，并非仅依靠台前偶像的表现力，而是一整套举全国之力的系统化产业设计：韩国将日本、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的实践经验混合优化、本土化，打造出兼具国际竞争力与本土特色的产业生态。

Bernie将这一机制形象比喻为“拌饭”，把大家熟悉且喜爱的食材混合在米饭中，既保留韩国特色，又易于全球接受。

其中核心食材之一，是韩国政府的战略扶持。1990年代金融危机后，韩国意识到传统制造业的局限，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支柱。韩国政府“在推广韩国音乐、保护韩国音乐产业方面，不仅积极主动，必要时甚至会采取强硬举措”。目前，韩国政府的扶持举措多种多样，包括设立专项基金、提供专项补贴、资助音乐人参加国际大型音乐节、建设产业基础设施等，甚至在市场出现不良行为者时充当“安全网”，介入干预以保障音乐人合法权益。

更为重要的是，韩国政府还会向行业提供权威的数据支持。“韩国政府对待K-Pop及文化产业的态度，与对待半导体、电子、汽车等核心产业毫无二致。”Bernie告诉我们，“我们能获取海量的消费者数据、市场数据及行业运营数据，这些数据能切实帮助行业找到改进方向。”这也是中国音乐市场目前还有所欠缺的。

这种制度化支持与K-Pop自身的市场潜力形成正向循环：政府扶持促使产业专业化、国际化，加速了K-Pop的出口和全球影响力；而K-Pop的海外成功又反哺国家经济与软实力——相关文化产品成为第二大消费品出口，仅次于汽车；韩国形象被全球观众与潜在游客认知强化，带动文化旅游和相关消费增长。

政府支持之外，娱乐产业的制度化运作也是K-Pop长期发展的关键。

截至目前，所有顶尖韩国音乐公司均在证券交易所上市。Bernie指出，上市迫使这些公司实现“财务核算的规范与责任透明度”：它们“不仅要吸引粉丝群体，更要对金融分析师负责”，需严格遵守信息披露规则，以合规经营、稳健增长为核心目标。

如此一来，整个产业势必要摆脱对明星效应的短期依赖，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化模式。

与此同时，版权体系的透明化与国际化，也是K-Pop全球化的重要环节。海外发行过程中，K-Pop歌曲信息“多以韩英双语呈现，甚至越来越多地只使用英语”。Bernie表示，这不仅是为了触达全球粉丝，更直接关系到版税核算。

“若歌曲标题只有亚洲语言，就无法在 Spotify、Apple Music 等国际平台匹配播放数据，这部分版税会流入‘黑箱’，永远无法追回。”Bernie表示，而双语元数据能大幅提升版税到账概率，让创作者权益不被遗漏。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创作者加入，韩国也在逐步完善版权收入的分配体系。

K-pop发展初期，韩国音乐公司多向外国创作者提供固定前期费用。随着更多海外创作者加入，K-Pop公司也从前期固定费用模式，逐步转向后端收益分成，让创作者可以实时监控作品播放数据和收益。

整体来看，K-Pop背后的逻辑是：开放、混合、透明、制度化。韩国开放全球资源、混合本土特色、透明保障权益、制度化确保长期稳定。这一套产业设计，使K-Pop不仅能够适应全球市场需求，也能保持独特文化辨识度，成为长期可持续的全球化音乐产业范本。

版权、榜单、音乐人权益……从K-Pop看C-Pop的挑战与机会

过去十年，中国音乐产业高速发展，已跻身全球头部音乐市场行列。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数据显示，中国录制音乐收入位列全球第五。然而，在Bernie Cho看来，中国音乐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未伴随成熟的制度设计。

对于中国来说，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行业中约定俗成的“最低保证金”制度。所谓最低保证金，即国内常说的“保底金”，是被许可方向版权方支付的一笔预付款，用以获取未来某一时期或区域的发行或销售权利：若产品销售表现超预期，版权方可获得额外收益；若表现不佳，版权方仍保留保证金。

Bernie 指出，在像韩国这样的市场中，最低保证金已简化为“合作诚意”的象征，仅在新DSP入市或新产品推出时使用，且金额规模小，通常3年内取消。相比之下，最低保证金在中国市场仍常被采用，且金额较高，与市场成熟度并不匹配。

此外，独家授权与独家首发也普遍存在，但在韩国几乎没有。

Bernie透露：“韩国音乐行业有个‘公开的秘密’，在与中国的平台合作中，版权方经常被要求独家授权或独家首发，但在韩国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韩国DSP之间形成“君子协定”，共享内容库，保持公平竞争；即便有特别混音版本或专属内容MV，独家窗口期最多也只有14天。可以说，公平透明的DSP竞争生态是驱动赋能本土音乐与独立音乐的重要引擎。

而最令Bernie感到意外的是，中国音乐市场榜单体系的缺失。

“榜单成绩不仅是音乐人监测热度的指标，更是商业变现的重要依据。”Bernie强调。可惜的是，中国目前缺乏全国性官方音乐榜单。与美国Billboard、日本Oricon、韩国Circle Chart相比，中国是全球十大音乐市场中唯一没有统一榜单的国家。Bernie认为，建立权威榜单体系，将有助于规范行业行为，减少独家授权与独家首发对榜单表现的损害，同时提升音乐人的议价能力。

在Bernie看来，中韩市场基础何其相似：都经历了与盗版的斗争后，逐步迈向正版化和规范化。当我们讨论中国音乐市场的改进方向时，Bernie 告诉我们，核心原则应当是“以音乐人为本”——“一切需围绕音乐人需求，优先保障音乐人利益”。

事实上，中国市场体量大、数字基础设施完善，C-Pop完全有潜力探索一条不同于K-Pop的路径。但在走向全球前，如何解决透明度、制度化和音乐人权益的问题，将是绕不开的挑战。

一方面，中国音乐产业无疑要在DSP与版权方的合作模式上进行制度创新。重新审视最低保证金、独家授权等规则，从“博弈”转向“共建”；另一方面，要真正建立“以音乐人为中心”的体系，构建版权透明、数据实时的平台，并辅以权威、公开的榜单机制，让音乐人和平台都能直观理解市场反馈。

放在全球视野下，流行音乐早已超越娱乐本身，成为文化出海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K-pop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关键不止在于优质内容的持续产出，还在于对成熟市场运营逻辑与行为模式的接纳与再造。对C-Pop而言，这既意味着以开放的姿态讲好中国故事，也意味着以制度创新和产业协同构建真正可持续的全球化音乐生态。

当我们聊起C-Pop，不只是聊一首歌、一位偶像，而是要聊制度、聊规则、聊未来的产业格局。毕竟，在全球的语境下再谈音乐产业，真正的赢家不是单个平台或公司，而是整个国家的产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