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逸菲
近日，一则“王俊凯被立案侦查”的新闻在网上传播，点开之后可以发现，通报中的王俊凯实为一名36岁的浙江义乌男性，和内地知名青年艺人姓名相同，但毫无关联。
真相与新闻标题毫不相干，这类套路在一些自媒体中“横行”，流量惹人艳羡。近两年，一些媒体也学会这“招儿”，将标题“整容”，卷入流量旋涡。
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标题的失实，更是一面照出媒体失职的镜子。
快速收割关注度，媒体“花招”百出
为了在激烈的流量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媒体“花招”百出。
为抢流量，媒体沦为“标题党”的现象屡见不鲜：《邓超，主动投案》，实为某县一家技校的普通干部“落马”；《刚刚，7.3级地震》，打开内文，原来是汤加群岛发生的自然灾害；《定了！》《判了！》等标题故弄玄虚。总结来看，标题关键信息缺失、滥用名人效应、用词夸张，是这类媒体为流量“折服”的基础操作。
还有部分媒体把“网络爆料”当成“新闻事实”，直接转载未经核实的内容，跳过采访、编辑、校审等核心环节，沦为信息的“搬运工”。比如“西安旅拍纠纷”中，个别媒体未经核实，听信游客王某的一面之词，发布“消费者遭殴打住院”“民警未做笔录，勾连商家”等不实信息。
更有甚者，在公共事件报道中，放弃客观中立立场，片面截取极端观点，放大群体矛盾，用“非黑即白”的叙事逻辑挑动受众情绪。要么刻意渲染负面情绪，回避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进步性；要么制造“群体对立”话题，将新闻报道异化为“情绪宣泄场”。
这些操作看似能快速收割关注度，实则是将媒体异化为流量的“打工人”，一步步丢掉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初心。
媒体爱流量，但要取之有道
在“流量至上”的大环境下，一些媒体过度追逐流量，给新闻生产埋下不少潜在风险。媒体爱流量，但要取之有道。
抢新闻，不等于要假新闻。受流量驱动与同行竞争压力影响，一些媒体面对热点事件时，为了抢时间，压缩采访、片面采信，忽视全面调查和整体分析，甚至秉承“谁能说谁有理”的思路，导致新闻失实、事件反转的情况时有发生，实质是在流量诱惑中让渡了对真相的追求。
还有，追逐流量引发的报道碎片化、角度低俗化、内容同质化等问题，让公众迷失在低营养的信息环境中，媒体公信力也在潜移默化间被削弱。
抓情绪，不等于要丢事实。当“10万+”成为考核指标时，媒体便从真相挖掘者沦为情绪装配工。比如在武大图书馆事件中，一些媒体抢发“香港浸会大学将杨某媛从拟录取博士生名单中移除”的消息，当事件反转时，只能以删稿收场。
这种生产逻辑下，记者紧盯热搜榜单而非现场的热点线索，依流量热度决定选题，靠投机标题获得平台推荐，媒体正逐渐成为流量工具。
要流量，不等于要牺牲专业。为了快速吸引关注，媒体常常把精力放在讨论度高的短期热点上，甚至倾向于选择能挑动情绪、引发争议的信息。而那些深度议题，往往需要长期追踪与挖掘，以专业和耐心去穿透表象、探寻本质，却因无法在短时间内产生爆款效应，常被搁置一旁。
这种选择看似更具“性价比”，但长此以往，深度报道逐渐式微，媒体原本该有的深入观察和思考能力，就会逐步弱化。
流量既是资源，也是枷锁
流量或许能够带来短期收益，终究无法弥补公信力的损耗，也无法带来长期价值。摆脱流量裹挟，需要媒体守住专业底线，打破“流量至上”的单一考核逻辑，主动强化内部自查和纠偏。
摆脱技术层面的被动束缚。当平台算法不再是神秘之地，媒体才能逐渐摆脱“打工人”的身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十一条中，鼓励平台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优化信息推荐机制，加强版面页面生态管理。媒体可以建立独立于平台的热点评估机制，避免自媒体时代“抢新闻”与事实核查的矛盾，平衡热点监督与社会责任，避免成为个体炒作的工具。
重构新闻生产的价值坐标。热点事件中，新闻媒体跟进事实、追逐真相的前提，是锚定权威信源。在新闻事件的采访中，必须以谨慎的态度核查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对潜在争议内容进行充分的调查和核实。真实性，是新闻媒体区别于碎片化信息传播者的关键，也是抵御流量诱惑的根基。
重塑与平台的协同关系。媒体与平台的关系，不应也不能是甲方和乙方，而应是协同关系——媒体以专业视角洞察社会肌理、揭示社会问题与矛盾、赋能社会治理，平台以技术能力扩大有效传播、提升公共信息触达率，引导社会舆论良性参与。
流量既是资源，也是枷锁。唯有始终秉持新闻专业主义，媒体才能不被流量所裹挟，从流量的“打工人”变成真相的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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