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人：杜传贵、林海利

总监制：孙爱群、孙璇、胡泉、林如敏

总策划：孙朝方

执行总监：吕楠芳

活动统筹：蔡淳淳

传播统筹：李丽、詹锡伟

运营：廖瑀、陈仪文

设计：数到十设计

文/羊城晚报记者李丽图/钟振彬宋金峪蔡嘉鸿实习生周柏齐

出生在粤西的导演杨平道，第一部短片拍了自己的家乡，拿下了平遥摄影节“最佳短片”奖。之后，他在创作中频频将镜头对准熟悉的小镇，留下了《家谱》《好友》《生命的河流》《鹅凰嶂逸事》等珍贵的南方影像记忆，作品深受国内外各大影展好评。

接受2024山海计划邀请，杨平道在7月中旬来到广州，成为首届山海训练营的导师之一。几天的相处后，青年导演们对这位略带广东口音的导师印象深刻——不光是因为他事先精读过每个人的剧本，还因为他总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大家剧本中的问题。

“选择了这一行，就要做好被社会‘毒打’的准备。”杨平道自己也是被“毒打”过的，他主动提起在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其作品《浪漫的断章》被观众当众质疑，相关视频还被加上耸动标题放上网的经历。如今，这部曾引发巨大争议的影片已陆续被不少影迷正名，并在今年8月13日正式全国公映。

“做了这一行，所谓痛苦的标准就要提高一点儿。如果内心不够强大，那趁早别干了。”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过来人”杨平道对青年导演们的建议简单而直接：找准方向，然后想方设法把事做成。

我是传统广东人，也是半个理想主义者

羊城晚报：您走上电影之路其实算一个“意外”。当时您已经有工作了，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而重回校园，然后又意外地学了电影。回头想想，算是冥冥之中选了一条最适合你的路吗？

杨平道：对，我确实这么觉得。我适合做电影，因为我很早就有文学梦，而文学和电影是相通的，比如你要怎么去讲一个故事。

羊城晚报：跟很多导演一样，您最初是通过短片出道的，第一部短片虽然是用DV拍的，但却在平遥摄影节拿了“最佳短片”大奖。如果有学员问您，“一炮而红”的秘诀是什么，您会怎么回答？

杨平道：“一炮而红”这件事，其实并不存在。所有能浮出水面被大家看到的人，背后都付出过巨大的努力。或许他们过去的积淀并不在电影，而在别的方面，但哪怕只是从生活中汲取灵感，那也是一种积淀。所以我会跟学员说，不要相信“一炮而红”，就算它存在，那基本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看待天分？

杨平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路径，只不过有的人走得快一点，有的人走得慢一点。所谓“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如果你愿意做一个长期主义者，你就按自己的节奏走。

羊城晚报：您是广东人，觉得自己身上有没有一些广东人的共性？

杨平道：我算是一个挺传统的广东人，身上有很多广东人的特性，但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经常把自己定位成半个理想主义者：一方面我有点理想主义，保留了一点“痴心妄想”；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务实，会用广东人那种灵活变通的方式把事情办成。

在我看来，事情成不成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会在开机的时候发朋友圈，但我只会在杀青的时候发。因为我总觉得，不到杀青那天，这事就没算成。

当了导演，就得把痛苦的标准提高一点

羊城晚报：您8月13日公映的电影《浪漫的断章》，曾获第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最受欢迎影片”提名，但在平遥放映的时候出现了现象级的争议场面，有观众现场发言痛批这部作品。当时您心里是什么感受？

杨平道：这事大家可能看过网上的视频，我比较冷静地应对了。因为我很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算在电影节这类偏学术交流的场景，现在的观众也更多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自居。面对那样一种批评，我其实没什么反击的空间。而且现在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所有的细节都会在网络传播中被无限放大。

羊城晚报：您会把这件事看成一种挫折或磨难吗？

杨平道：谈不上磨难，我觉得动不动就谈磨难挺矫情的。当你选择了电影，而且还选择了导演——这个行业里最难的工种，你就得把所谓痛苦的标准提得再高一点儿，不能动不动就觉得“哎呀，我太难受了”，要去找朋友倾诉一下，那样的人当不了导演。

我记得以前李安在某电影学院作讲座，结束前院长提出，今天来的都是学电影的学子，能不能讲几句鼓励他们的话。李安说：我不能讲，因为要从事这个行业，内心就要足够强大，如果还需要别人鼓励，那就趁早不要干了。

羊城晚报：平遥这件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今后创作的时候，你会更多考虑如何处理作品跟观众的关系吗？

杨平道：我确实想过，是不是在今后的作品里少一点实验性，因为影迷群体跟真正的大众之间的鸿沟还是挺大的。

羊城晚报：会考虑转拍商业片吗？

杨平道：事实上我从来没拒绝过拍商业片，但真诚是我创作的底线。如果我对一个故事完全没有感觉，就会有点动力不足。我会想，为什么要折腾，难道是为了挣钱吗？要说挣钱，电影其实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行业。

羊城晚报：有人说，那么多参加影展的导演默默无闻，您却因为观众对影片争议太大而火了，这对其他导演公平吗？

杨平道：这我没有办法啊，就是时代选择了我嘛。如果说有人妒忌我，我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他，哈哈！

在《永安镇故事集》演戏，享受放松感

羊城晚报：在您的电影《裂流》和《急火攻心》（原名《不疯魔不成活》）里，您都是导演兼编剧兼第一男主角。喜欢当演员吗？

杨平道：演自己的电影，一来肯定是为了省钱。二来，当你拍文艺片的时候，因为作品的作者属性比较强，你难免会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加入一些自己的反省。比如你演一个猥琐的人，你对这种猥琐有没有认知，演出来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羊城晚报：很多观众是通过魏书钧的《永安镇故事集》认识您的，当时您在片中客串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被评价“表演完全不着痕迹”。在其他导演的剧组里当演员，感觉怎么样？

杨平道：很享受。其实以前我去别的剧组探班，在片场就感受到了那种巨大的放松感——那是你熟悉的场所，但整件事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羊城晚报：当演员的经历，对当导演也有帮助吧？

杨平道：对，如果你总以导演的身份跟电影发生关联，会很累，因为那种对知识、体力等各方各面的消耗都是巨大的。但如果当演员，你依然参与其中，但又不用那么累，我觉得挺好玩的。

羊城晚报：您觉得当导演有前途，还是当演员有前途？

杨平道：前途什么的，我肯定不会这么功利地去想这个事情，更重要的还是你到底喜欢什么。当演员肯定比较轻松，特别是在那种各方面都比较完备的剧组。如果你已经熟读了剧本，其实除了演戏就没太多别的事干。相比起来，当导演要每天做无数的选择，其实是蛮痛苦的。

但我个人肯定还是想当导演。张艺谋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生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幸福了。所以，幸福就好。

先对电影祛魅，再决定要不要入这一行

羊城晚报：电影行业一直对年轻人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实际上这一行能成功的人很少。您觉得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是什么？

杨平道：我一直觉得，很多学电影的人是“误入歧途”。电影是一个聚光灯下的行业，所以你必须先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才能对它有一个真正客观的判断。

祛魅之后，你最好再回答两个问题：值不值得做？有没有能力做？当这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时候，你再来。

羊城晚报：如果您当导演的戏，资方要塞一个并不符合你心中设想的演员进剧组，您会怎么处理？

杨平道：塞演员这种事，这个行业不是很常见吗？很多导演会把电影看成是自己的，但就版权的归属来说它也是资方的。大家都觉得这是“我的”电影，那怎么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其实，导演在开拍之前就要想好，你到底是要拍一部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电影，还是需要资本去帮你撬动更大的市场、抵达更多的观众？如果想要的是后者，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想好怎么去跟资方沟通，最终又能妥协到第几步。

羊城晚报：听说您曾经只花700元就拍成了一部长片。对新人导演来说，控制成本的能力是不是很重要？

杨平道：这是当然的。很多人觉得我很会省钱，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所谓控制成本，不是说你在剧本已经很完备的情况下，在执行层面去省下很多钱，其实最省钱的就是剧本阶段，在于你到底要怎么写这个故事。

寄语山海计划青年导演

别把小镇拍成记忆里的乌托邦

羊城晚报：2024年山海计划的主题是“回到小镇”。如果让您来拍，您会怎么拍？

杨平道：我有挺多东西可拍的，因为我太熟悉小镇了。这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在农村出生，去镇上读了小学，中学之后去了市区，最后又到广州和北京读书。现在虽然平时漂泊在外，但因为父亲不在了，而我又是家里长子，所以每逢一些重要的日子我都要回老家，承担一些传统上的责任……这样的经历，让我对小镇有一种“既在里又在外”的视角。

羊城晚报：对于山海计划青年导演们的项目，您能否给三个创作上的建议？

杨平道：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找到小镇的当下性。别总把小镇当成你记忆里的乌托邦，好像回到小镇就是回到过去。我觉得这对在小镇里生活的人是不太公平的，因为你没有展现他们真实的当下生活。

第二个建议是技术层面的。如果你满腹理论，但缺乏把理论变成实践的能力，你拍的东西可能会很糟糕。所以，对小镇不够熟悉的情况下，要警惕作品里出现太多的概念和意象。

第三个建议是从电影工业角度出发。想清楚这个短片拍完之后，你要达到什么效果，最终想去到什么地方。不要为了去电影节而拍电影，因为电影节最讨厌那样的电影。电影节的定位通常是呈现电影最新的美学趋势和成果。所以，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找到新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走另一条路，拍商业类型片。中国很缺类型片导演，如果你的短片表现成熟的话，或许能说服一些公司和你一起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