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令》，一部中小成本古偶剧，播出了S+的成绩，气势如虹地横扫各大网络剧榜单，比肩的对手都是各种S级大项目，成为了2024年第一季度当之无愧的黑马剧集。
开播那天，平台热度从6000飙升到8000；48小时内，《花间令》热度已破万。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成绩。
《花间令》海报
对此，编剧于海林表示，“这个故事的出发点就是我很爱这个故事，那会儿并没有着重去想市场会有什么反应。”总制片人周佶也坦言，“我们想尝试着在古偶/悬疑这个类型范畴里做一些创新，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也表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议题，这是初衷。能得到观众的喜欢和认可，感觉非常安慰。”
时间回到2017年，周佶还在公司任职，和于海林因为一个项目结识。交集不多，但于海林对周佶印象深刻。作为制片人，周佶习惯于“挑战”编剧，往往跳过客套，直奔主题提出一连串问题。于海林当场被问得气呼呼的，但会后一想，“诶，她说的好像也对”。
于海林坦言：“编剧的创作过程是很心力交瘁的，不管是大纲还是剧本，在刚刚完成一个阶段的写作时，你是一种自满和‘松口气’的状态。这时候有人非来‘踹你一脚’，你感性上会很烦躁。但理性来说，她‘那一脚’是帮你提升内容标准的。”
《花间令》剧照
后来周佶离开公司，决定自己做项目，创办了竹笛影业。于海林得知后拿出了《花间令》最初的项目策划。对此，周佶还挺意外，而于海林给的理由是认可她的审美，但真实原因则是， “因为周佶会让我‘不舒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局限和瓶颈，她是那种能不断鞭策你、挑战你的制片人，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于海林自认创作习惯很感性，更习惯依靠激情和灵感。而周佶恰好能把编剧的创作冲动进行理性拆分，再列出一二三四五种可能，然后问：你想的是哪种？弄清楚了编剧最在意的冲动来源，再找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把这些灵感合理化。
“很多人是会提表层问题的，但如果没有底层逻辑或是可能的解题思路，只会在面上打转，让项目陷入停滞状态。但她有很多想法，想法会带来碰撞和活力，就能让项目健康地往前推进。”于海林说。
周佶听了，笑言：“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对创作比较感兴趣的制片人，是给创作者做服务的。其实很感谢于老师，因为他对待创作的态度很严谨，面对讨论的心态也很开放，我的一点‘旁观者清’才能有用。我们属于相互挑战，相互激励吧。”
从2019年底故事大纲成形，到2024年剧集正式播出，《花间令》曾经和许多年轻团队的原创小项目一样，漂浮于市场的风浪和巨变之中，在茫茫行业中寻找靠谱的合作方，听从各方修改意见纷至沓来，遭遇市场变化、疫情袭来、平台调整……每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让小舟翻覆，但历经波折和漫长时间，它如何从众多折戟沉沙的项目里脱颖而出，成为极其幸运的一个，答案不会自显，只能沉淀。
以下，是与两位青年影视创作者的对话。
【对话】
“换脸”这个设定是我们着重挖掘的
澎湃新闻：《花间令》这个故事的创作历经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于海林：一开始对于故事的主题想得比较浅。我本科中文系，对潘安开启文学史先河的悼亡诗很推崇，所以故事最初，想围绕“亡”和“未亡”讲，开头就让女主角死掉，而男主完成女主“让禾阳河清海晏”的心愿，“你因我死，我为你活”。
后来创作过程中，其实主题有所升华：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怪物，如何自处，如何长大，如何共存，进而如何活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
女主杨采薇，她脸上有疤、工作不详、疏离于人群，这些外在因素都是让她被当作“怪物”的原因；而潘樾是“疤在心里”，以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和性格，如果没有杨采薇出现，他也很有可能会走向一条比较黑暗的路。
且剧中的单元案件基本也是围绕这一主题设计，顾杉、沈慈（沈严）、陆哀歌，他们各自的可悲、可叹之处，环境与命运催生了他们的恶念，但他们的确做错了、违法了，最终失控变成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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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佶：我们的两个核心类型是爱情和悬疑。在“潘杨”的爱情线里，“换脸”这个设定是我们着重挖掘的。
初期想的会比较简单，换了脸，换了身份，善良的女主要伪装成跋扈的大小姐，给男女主的感情路带来很多障碍。但慢慢地，我们聊出了更多东西。
潘樾和杨采薇无疑是典型的青梅竹马，而我们想去探讨，这样两个原本熟悉亲密的人，如何对抗时间和成长带来的改变。潘樾兴冲冲地找来，他想顺理成章地续上这段前缘，但是发现杨采薇这些年的经历是他不知道的，她变了；而杨采薇也在“重生”后，从潘樾的手段里看出，他也变了。他们都变了，但是他们又都有很多特质，一直没有变。
“换脸”是一个考验，但也给了他们机会，通过这样一个极致的假面，去重新认识彼此。在情感关系里，如何探究彼此的真心，如何建立信任，是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悬疑方面，从一开始就很认可于老师说的“怪物”的点，所以在案件部分也很早就定了基调，不做强推理，非要说的话会更偏“社会派”，更关注个人情感和命运。
禾阳作为一个“三不管”的舞台，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但四大宗族和“古装扫黑”在最后又做了一轮强化，做得完整了。我们也想借这个舞台，让“潘杨”的故事稍稍脱离一点“古偶”的标签，找到一个更落地的接口。
所以整个创作过程也有点像是，一点一点通过类型比重的调整，来一步一步锁定项目调性的过程。
如何看“换脸”前后两位女演员出演引发的争论
澎湃新闻：郑合惠子前两集的表演引起很多观众关注，“换脸”后鞠婧祎出演，也引起了很多热议和争论。
郑合惠子（左）与鞠婧祎分别饰演“换脸”前后的杨采薇
于海林：其实我们从创作之初就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换演员势必会影响代入感和叙事的连续性，以前也有一些古装剧有类似的桥段，普遍观众接受度不太理想。所以可能不管谁演，情节设定就决定了，这大概率会成为一个争议点。
但我们反复讨论，最后还是决定，扎扎实实花两集去做换脸前男女主的人物和情感，因为只有他俩感情真挚，观众和女主一起走过这段从不信不要，到逐渐被打动的心路历程。在换脸被害后，潘樾成为第一嫌疑人时，她才会感觉到深深的背叛，这段宿命感才能成立。
《花间令》剧照
杨采薇是个疤在脸上，但内心自恰的人。她经历了巨大的变故，看多了人情冷暖，但依然努力生长，她接受自己的命运，却想积极地帮助他人，不管是为落魄之人收尸下葬，还是为枉死之人洗冤。
所以在我们的人物设定里，杨采薇能在禾阳这么一个“罪恶之城”活下来，应该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的，她内核稳定，外在会有一些个性。
比如出场戏，她在乱葬岗装鬼吓盗墓贼，后面进城时用骷髅吓欺负她的小孩们，她看多了这些事儿，并不哀怨，反而能自得其乐。
杨采薇从色彩上是一个乐观的人，她有悲悯之心，但也有趣豁达，不自怜自苦，从某种意义来说，她也算有些“魏晋风骨”的。从这些特质上来讲，惠子的表演帮我们把前两集立住了，这毫无疑问。
周佶：我们希望塑造一个层次相对丰富的女主形象，会有她的两面性，沉稳也机敏，面对感情，有纠结也可以洒脱，不同的戏份也会着重刻画她不一样的侧面和特质。两位演员她们本身有各自的风格和性格，可能自然的，会更容易捕捉到人物身上更贴近自己的那个维度。
其次，就像于老师说的，我们希望观众共情换脸后的采薇，就一定得让大家先喜欢上换脸前的采薇，可大家一旦喜欢上换脸前的采薇，很可能就会比较难接受换脸后的采薇，这是这个项目的难点。
不过还是很感谢所有的这些讨论，确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反思。对于“如何让两个演员出演同一个角色时，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性”，我们还是缺乏经验，在拍摄环节把控不够充分，一些能辅助人物连贯性的角色情绪、细节没能精准地呈现出来。
《花间令》剧照
澎湃新闻：能细说一下吗？
于海林：刚换脸后的几集戏份至关重要，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处理好人物可信度的问题，往后只会越放越大。在文本上，我们设计了一些帮助人物前后状态统一的衔接戏，但很遗憾的是，可能因为拍摄方面场景、周期等原因，部分内容和细节缺失了。
比如第三集上官兰给潘樾接风，换脸后的采薇第一次面对“凶手”潘樾，本来是让她借着微醺之际痛骂潘樾——虽然“处境危险”，她还是一个带刺的女子，不是忍辱负重、谨小慎微的状态，更何况她现在是上官芷的身份，以杨采薇的聪明，大可以借着大小姐的“跋扈”，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愤怒。如果这场戏能整体呈现到位，那“杨采薇角色的连贯”，和“采薇扮演上官芷”这两个关键就都能实现得更好。
再比如潘樾假装醉酒那场，原来的设计是采薇“背尸”一样连背带拖将他带回屋里，去呼应她本身的职业。类似这样的设计我们在文本层面做了很多，希望呈现上官芷皮囊下，杨采薇的个性、怒火，以及前期她内心面对潘樾的PTSD，让观众看到两张脸是一个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从文本到实际拍摄，总会有东西是难以实现或有所差异的，这就是影视创作中的遗憾，也是我们没能更好地帮到两位演员的一个点，带来这样的争议，还是有些抱歉的。
周佶：因为筹备制作周期都很紧张，剧作也好，拍摄也好，都会有我们内部复盘觉得本可以做得更好的点。但清楚哪里不足，对我们这年轻团队来说已经是很珍贵的经验。
《花间令》剧照
“类型杂糅”本身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澎湃新闻：《花间令》能脱颖而出，一定程度上也和其高于同级别同类型作品的制作品质有关。品质这方面，团队是怎么去把控的？
周佶：我跟于老师决定合作时，我们共同的期待是：敲定的剧本在影像中最大化的呈现。不扭曲原本的创作意图，精准呈现，是我的一个基本预期。
影视工作是团队的艺术，每个环节都很重要，或许折损在所难免，但团队专业给力，也会有很多补足、惊喜的地方。所以首先重要的肯定是理念相同的合作伙伴；其次，我比较相信求上得中、求下不可得的道理，所以心里一直绷着一根弦，希望所有工作尽可能前置解决，留最少的问题给后期。
在工作流程上，筹备阶段是我这边和晟喜华视，我们作为片方比较着重把控的环节。一方面是剧本的完整性，一方面是确保所有关键环节的主创老师们，在项目风格的理解上是一致的。
《花间令》剧照
在剧本阶段，和于老师还有钟静老师就时不时地会聊到我们对场景、画面、风格的看法，像前面提到过的，每一次内容的调整，其实也是逐渐从文本层面锁定项目调性的过程。我们希望破除古偶滤镜，那会儿基本就锁定了“魏晋落地”的基调——既要有魏晋风流、寄情山水的古韵雅致，也要有禾阳小城落地的烟火质感、民生百态；既要有案件、四大宗族的奇观，也要有爱情、友谊的写实浪漫。
正式进入筹备阶段时，想法已经比较清晰，也有一些视觉上的参考了。这次会觉得特别庆幸的是，跟造型指导茜姐，美术指导东哥，在初次沟通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大家的想法思路非常契合，沟通也很顺畅，尤其还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题材方向，是有创作热情的，这无疑是极大的加成。
跟导演的第一轮沟通，主要也集中在风格层面，明确了在叙事层面，我们更偏“人物命运剧情向”，而非“撒糖甜宠向”，也就影像风格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参照，达成共识。
《花间令》剧照
澎湃新闻：《花间令》作为古偶，有着很明显的“类型杂糅”特点，这既是近几年国内剧集乐于尝试的方向，同时也是很容易“翻车”的方向。聊聊你们的看法？
周佶：在我的理解里，“类型杂糅”本身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实操过程中，确实容易出现内容上的理解误差。比如从《花间令》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最核心的换脸设定发生在第二集结尾、第三集初，但我们需要在第一集让观众感受到我们项目的定调、并达成某种预期，这是要在一开始就清楚完成的，不然可能就会导致所谓“类型不明确”的问题。
于海林：我觉得在短视频时代，“类型杂糅”是必然，长剧集很难像过去那样轻易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了。比如《花间令》我们把悬疑和惊悚的元素融合到了爱情叙事里，那它可能给观众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就更多，能触达的观众群可能也会有所拓展。
希望未来大家对原创项目的开放度会越来越高
澎湃新闻：两位以编剧+制片人的形式组成创制团队，聊聊你们的工作方式？
周佶：我们工作的方式大概就是应说尽说、百无禁忌，希望尽可能在内部把该聊的东西聊透，只要还有一方有疑虑，就拿出来讨论，直到大家都觉得，“OK，这是我们现阶段最完整的成果”。
从理想的角度，这样反复的相互挑战会让创作达到更好的状态；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只有我们内部聊透，我充分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每一个选择为什么这样做，才能更好地作为一个对外沟通的出口，去所谓的“扛一些事儿”。
之前在工作观察中有个感觉，很多时候大家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同一件事，却让双方觉得，我们的想法天差地别。很多意见，听起来很严重，但拆解下来，可能只是一方没有充分理解，或者是，没有精准表达，也许最后微调几场戏的细节，就能解决一个乍听起来很颠覆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意见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层层传达到创作团队这边之后，它变得很严重，甚至看起来无法解决。
《花间令》剧照
所以当我们充分地自我提问、自我挑战后，当我面对外部沟通，基本可以做到言之有物，为什么做这个选择？这样的修改会造成怎样的衍生问题？哪些是细节，哪些是底层逻辑？有什么环节是没有考虑到的？我感觉通过充分的沟通，常常可以解决百分之七八十的意见。
那剩下来百分之二三十，我消化理解完，也会直接跟于老师和钟老师说：今天收到了什么样的意见，我觉得有点道理，你们感受一下。两位编剧老师特别好的是，虽然创作是主观的，但是每次面对意见都可以做到抽离和客观，甚至很多时候外部并没有意见，但他们会主动跟我讨论，觉得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每当这种情况，于老师还会反过头来跟我说“没关系不怕改，这么改一定会好看的”。
当然也有大家想法不同，或者彼此间没有充分理解的时候，也会内部掰扯起来，吵得很激烈，但最后一定会吵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共识。
于海林：周老师有个难能可贵的优点——坚定，不太可执行的意见，基本上都被她拦住了，到我这里的修改意见，对编剧创作热情的消耗是比较小的。另外，周老师没有自我表达的“执念”，而是真的尊重编剧写的东西，她的意见大多能做到不破坏，而是在编剧创作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发展路径。默契和信任也是这样逐步建立的。
澎湃新闻：当下市场，原创项目不管创作还是推进，都会比IP改编项目难很多。为什么会比较坚持做原创？
周佶：我自己是有一点轴劲儿在的。做影视项目中间波折可能很多，耗时也很长，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放弃的事，那我为什么坚持？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我怎么说服自己？觉得我得对这个东西有感情。和相互认可的伙伴一起做一个我们都喜爱的故事，算是我的一点朴素的愿景吧。
做原创和做改编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个高度自主和开放的创作状态。而且因为做原创很难一步到位，整个故事的搭建会经历几轮迭代，你可以自主自愿地在项目成长的过程中，一点点去找到讲这个故事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任何人赋予的，是我们自己想要的，这很重要。
《花间令》剧照
其实像《花间令》，整个过程中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外部声音告诉我们：只要怎样怎样改动，就一定能做成这个项目。所以当听了很多声音，也经历了一些项目层面的危机和动荡之后，我们觉得就干脆摒弃外部因素吧，还是得内部决策。
我有一些做改编项目的朋友，经常会提到会有不断消耗的感觉，但我们做《花间令》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不断增加能量的过程，一点点看它越来越好，越来越完整，团队的向心力更强，大家反而会越做越带劲。
于海林：我觉得IP改编的难度在于观众的预期是很高的，原创的难度我感觉不在于观众的接受度，而是平台的接受度，怎么去说服平台和资方，这个是难点。希望未来大家对原创项目的开放度会越来越高吧。
澎湃新闻：对于编剧来说，一旦有一个成功作品后，特别容易被贴上类型标签。
于海林：是。但《花间令》不是一个单一类型的作品。我觉得不管在哪个类型赛道上，都要进行一定的创新，这是我比较在乎的点。你是把项目当成一个复制粘贴的行活推向市场，还是把它当作作品有一定的创新和表达，打上自己喜好的一些烙印，这很不一样。
《花间令》剧照
澎湃新闻：把古偶这个类型跑通了，但你们下个项目想换条赛道？
周佶：我们没有刻意地去规划赛道，从《花间令》来说，是于老师首先找到了喜欢和灵感，跟类型关系不大。当然，作为新团队，继续做古偶可能确实比较好入手，算是有了一些背书。但我们还是希望多做一些没试过的东西。
下一个项目，在某些方面和《花间令》接近，也是在类型化叙事的基础上去把人物情感命运做扎实，有一定创新的强情节，但会紧紧抓住人物和情感。但确实不是古偶赛道了。
于海林：是，我们下一步的规划是做一个宋朝的三部曲，每部的类型风格都是迥异的，也不是刻意追求创新吧，就像前面说的，我是激情驱动，恰好遇到了这三个故事。
澎湃新闻：但现在市面上比较成功的制作团队，通常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定位和赛道，才能抗周期的长期生存。“竹笛影业”作为非常年轻的团队，有没有考虑需不需要什么标签或主赛道，让市场和行业来认知你们？
周佶：如果非要有一个标签的话，现阶段我希望是“原创”吧。就像一开始说的，“竹笛”的定位是服务于创作者的。他们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思考和不同的创作偏好，那我们就去到各种类型里探索，去感受自我拓展、变化的可能性。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我们希望创作的过程是这样愉快而充满希望的。当然如果有一天他们想做改编项目，我肯定尽我所能无条件支持。
澎湃新闻：还是想去创作和自己的成长阶段有高度联系的作品？
周佶：我们都做原创了，为什么不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呢？
澎湃新闻记者 杨偲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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