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后，治国精英们认识到，本该为自己带来安全的同盟体系恰恰成为最不可控的风险之所在。
在20世纪前40年里，欧洲各大国几乎都在致力于寻找并利用同盟来获得安全，但这些努力最终都证明是失败的，即它们的代价远大于实际带来的效果，或者更糟，彻底毁掉了战略所要服务的目的。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随着各大国之间一个个同盟条约的签订，欧洲的两大阵营渐渐显露出来。其余各国因为追求安全或躲避被孤立的处境，不得不加入某一阵营。由于担心这些同盟关系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在敌对同盟那里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各大国国内的执政精英都保持这种共识：对小国的援助承诺绝不能停留在口号和条约文本上，而要随时准备付诸行动。与此同时，欧洲处于一种普遍的焦虑和厌倦情绪中：政府和精英对于国家集团间越来越加剧的紧张和对峙感到焦虑，老百姓则对近半个世纪的普遍和平感到厌倦。当时欧洲的国务家和军人头脑中关于战争的压倒性历史意象就是德意志统一战争：快速的运动战，大包围之后干脆利落的决战决胜。于是，当奥地利为其大公被刺而向塞尔维亚施加压力时，俄、德、法、英先后向敌对同盟宣战，每一国军队的运兵车上都写着“圣诞节回家”的字样。
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和平时期建立和加入同盟的本意是为了确保安全与和平，但恰恰是同盟关系造成了一种超出各国自身控制的普遍紧张，最终使各大国在短短几天之内进入大战，而且是如释重负般地奔向战场。
战争中，两大同盟各自也产生了某些重组与分化，各自在同盟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错误。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与其说是看谁更高明和强大，不如说比谁犯了更少错误。相比之下，轴心国的大战略失误更严重，在同盟战略尤其如此：德国入侵比利时，直接导致英国下决心参战；无限制潜水艇战使美国也加入协约国。这两个错误决策的共同特点就是把军事战略上的便利和利益看得比政治和同盟影响更重要，结果因小失大。克劳塞维茨泉下有知，必然大骂学生们无知误国。
当战争结束时，欧洲成为废墟，各大国都失去了数百万青壮年男性，同时也摧垮了所有君主专制王朝。无论胜利者还是战败国都痛心疾首地获得教训：大国对小国的承诺和维护承诺的决心，以及对于战争性质的误判，使得欧洲各民族遭此劫难。于是，一战的血腥连同其同盟战略的失败成为新的“压倒性历史经验”，人们决心再也不要这种得不偿失的大厮杀。治国精英们总结的教训要更深入具体一些，他们认识到，本该为自己带来安全的同盟体系恰恰是最不可控的风险之所在：这是个强国受制于弱国的危险游戏。
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