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综合国力的计算公式，其构成和权重研究需要考虑时代和场景。
在1980年代，东西方都有过围绕综合国力的研究，其中比较流行的是将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实力放在一起进行加权计算，得出一个综合实力的数量来。比较有名的比如“克莱因公式”等。在笔者看来，这种计算方式在方法论上存在逻辑缺陷。不同类型的力量之间互相是否可以自由转换？他们之间的权重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场景下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不能采用此前的综合国力计算方式。
宋太祖赵匡胤曾有句名言:“契丹数入寇边,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财政资源和军事资源之间可以转换，我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则综合国力远超北方的契丹。但此后三百年间赵家王朝的坎坷命运则告诉我们，财政资源与经济力量向军事和政治力量转化的过程，不仅是非线性的，而且是有限度的。二战后，美国在越南的折戟和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都说明：即便军事和经济资源都占明显优势，一旦政治意志难以维持，超级大国也会输掉战争。
所以，笔者主张用场景想定的方法来界定综合国力的计算公式。不妨将2035年的世界设想为三种场景：维持现状、新冷战、热战。在现状能大体维持的场景下，经济因素在综合国力中的权重最大，政治其次，而军事力量相对次要；在新冷战场景下，经济因素的权重有所下降，而政治和军事因素的重要性上升，三者大体均衡；而在热战的场景下，军事因素的权重最大，政治其次，经济因素的权重则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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